【边疆时空】唐戈

然而到了30年代末，面对盛世才的恐怖统治，很多拥有中国国籍的俄罗斯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纷纷向当地的苏联领事馆申请加入苏联国籍，这其中就包括已经加入中国国籍的“归化族”。1944年三区革命时申请改为苏籍达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命令同样适用于新疆和上海。1946年1月20日，苏联政府再次颁布相关命令，提出新疆恢复苏籍的工作可延长到1946年12月31日。根据这两个命令，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发布布告，宣布恢复“归化族”的苏联国籍。当时生活在新疆的“归化族”大多都恢复了苏联国籍，只有数十家没有恢复苏籍。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继续在新疆进行恢复苏籍的工作，并鼓动中国公民加入苏籍。1961年以后，苏联在新疆发展苏侨的活动更加积极。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前，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和国家民委于1981年11月28日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民政字第601号文件），指出：“凡属少数民族，不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而申请恢复其民族成分的，都应予以恢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经公安部同意，国家民委于1982年2月8日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问题的补充通知》。

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发布《关于重视华俄后裔生产生活问题的通知》（1985年第12号文件），允许中俄混血人自愿改报俄罗斯族。额尔古纳市政府于当年颁布了“额尔古纳右旗政府〔85〕12号文件”，动员和鼓励该旗的中俄混血人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俄罗斯族。从1985年下半年起，额尔古纳右旗政府开始受理一部分中俄混血人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俄罗斯族的申请。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在7012名中俄混血人中已有2063人把民族成分改为俄罗斯族。

1989年，国家民委、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民委政字〔1989〕537号文件），决定暂停更改民族成分的工作。1990年5月10日，上述三部委又联合下发了“民委（政）字〔1990〕217号文件”，对“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父母一方为中国人，或父母一方加入中国籍后已申请填报为我国某一民族成分的，其具有中国国籍的子女，应填报中国一方的民族成分。这一条比较适用于中俄混血人，从而成为停止法定民族成分为汉族的中俄混血人将民族成分改为俄罗斯族的一个重要理由。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后仍有中俄混血人提出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俄罗斯族的申请，但中国政府不再批准。于是一个统一的族群——中俄混血人在法律上却被分成了两个民族：汉族和俄罗斯族。

二、中国俄罗斯族民族（族群）认同统一性与独立性

尽管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在法定民族成分上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但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族群，其认同具有统一性。

首先，这个族群有一个统一的族称，即“混血人”。这个词既是汉族对这个族群的他称，也是中国俄罗斯族的自称。俄语中有一个与此相对应的词——“米吉斯”，翻译过来就是混血人的意思。

其次，由于中国俄罗斯族是汉族与俄罗斯人通婚的产物，因此与当地纯血统的汉族人相比，具有较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中国俄罗斯族在体质特征上的共同特点不仅使他们与当地汉族区别开来，也使他们产生独立的民族（族群）认同。当下，由于受到主流文化——汉文化的影响，一些年轻人已不会讲俄语，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与汉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其身上具有较为突出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从而使其仍然认同于“混血人”或“俄罗斯族”，而当地的汉族更由于其身上的欧罗巴人种特征而将其排除于己族群之外。

第三，中国俄罗斯族具有共同的语言，除使用汉语外，也普通使用俄语，是典型的双母语人。尽管由于受到汉语大环境的影响，中国俄罗斯族现在已很少使用俄语，但大多数人都能听懂俄语并能用俄语进行简单的交流。

第四，抛开语言，中国俄罗斯族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如生计方式、饮食、服饰、民居、文学艺术，特别是宗教信仰上都保留着自身的特点和统一性。在中国俄罗斯族最为集中的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当地的俄罗斯族人普遍还保留着亦农亦牧的传统生计方式。他们普遍饲养奶牛，夏季在牧场上牧放奶牛，冬季则实施圈养，因而秋季需要为奶牛准备足够的饲料。秋季打草是当地俄罗斯族人最富特色的生产劳动，打草时使用数种最具俄罗斯民族特点的器械。在饮食上，中国俄罗斯族普遍喜欢食用面包、果酱、牛奶、红茶等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食物。在服饰上，当下7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还保留着较为传统的俄罗斯民族装束。在额尔古纳市，中国俄罗斯族聚族而居，他们的村庄一般靠近额尔古纳河右岸，有的就建在该河的岸边。在这些村庄，中国俄罗斯族普遍住在传统的俄式圆木结构的民居中。在村庄附近的山脚下均有他们单独的墓地。在宗教信仰上，中国俄罗斯族普遍信奉东正教。尽管“文革”中东正教受到了重创，很多“文革”期间出生的人因为没有洗礼而没有成为正式的东正教徒，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东正教在中国俄罗斯族中恢复得很快。

最后，中国俄罗斯族具有统一而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尽管这个问题很难用科学的术语和方法界定，但中国俄罗斯族普遍认为自己在性格上与汉族人不一样，具有一些汉族人所不具备的优点，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俄罗斯族认同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俄罗斯族具有独特的体质特征和上述独特而统一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从而使他们在客观上成为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族群，进而又使他们在主观上产生独立而统一的民族（族群）认同。这种认同包含两个方面：首先，中国俄罗斯族自认为是一个统一的族群；其次，中国俄罗斯族认为自己有别于汉族。总之，中国俄罗斯族是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族群。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族群，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却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法定民族：汉族和俄罗斯族。鉴于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是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族群，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聚居的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政府将那些法定民族成分为汉族的中俄混血人称为“华俄后裔”。

历史上，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分布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有俄罗斯人和汉族的分布。事实是，如果当地没有俄罗斯人和汉族的分布，也就不会有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的产生。在上述地区，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都既区别于俄罗斯人，又区别于汉族，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认同，是一个独立的族群。比如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1953年之前，当地主要有俄侨、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和汉族三个族群。这三个族群都有各自的族称，比如俄侨的汉语族称是“苏联人”，汉族的汉语族称是“中国人”，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的汉语族称是“混血人”。除此之外，这三个族群都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村庄。

三、中国俄罗斯族民族（族群）认同的依附性与边缘性

一般的民族（族群）认同相对比较简单，是什么民族（族群）就认同什么民族（族群），但中国俄罗斯族的民族（族群）认同不是这样。作为一个介于俄罗斯人和汉族之间的边缘族群，历史上，中国俄罗斯族除认同本族群外，对她的两个母族群——俄罗斯人和汉族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在族群认同上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但在这两个母族群之间，其认同又常常是漂移不定的，从而呈现出边缘性的特点。

我们知道，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除分布于中国外，历史上也分布于俄罗斯，但是在俄罗斯，历史上，中俄混血人均被归入华人（汉族）。在民间，俄罗斯人认为中俄混血人就是华人；在俄罗斯官方的人口统计中，中俄混血人从来没有单独统计过，而是被统计在华人中。最重要的是中俄混血人和他们的汉族父亲一样没有俄国国籍。俄罗斯民间和官方的态度对中俄混血人的族群认同也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其两个母族群中倾向于认同华人。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生活在俄罗斯的华人携带其俄罗斯妻子和中俄混血子女回到了中国，其中中俄混血人与他们的汉族父亲一样是以华侨的身份回到中国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这部分中俄混血人均以归国华侨的身份相对待，享受各种针对归国华侨的优惠政策和待遇。

而在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尽管民间把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同俄侨和汉族区分开来，但在官方的统计中，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从来都被统计在汉族中，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85年。

总之，作为一个典型的边缘族群，历史上中国俄罗斯族对她的两个母族群——俄罗斯人和汉族都有一定的依附性，都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并且这种认同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随主流族群和所在国官方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1998年8月笔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村从事田野工作。有一天在一个俄罗斯族人家中。那个人的汉语和俄语讲得都非常好，是一个典型的双母语人，又有一定的文化，又曾长期担任村里的领导，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曾长期在俄罗斯为中俄贸易做翻译。这是他的亲身感受。他说：“在中国我们觉得自己(指中国俄罗斯族)是俄国人，可是到了俄罗斯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在俄罗斯做生意，只要遇到中国人，无论你是哪一个省的，山东人也好，河南人也好，生意先别做了，先把你请到家里喝上一顿。”

1998年，在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镇，一位俄罗斯族妇女对笔者说：“在中国，我们不被当成中国人，到了俄罗斯，我们反倒被当成中国人。”

1998年8月笔者在原中东铁路的西部起点——边城满洲里偶然遇到一位从澳大利亚回国探亲的俄罗斯族老人。老人是1980年移民澳大利亚的。他说：“‘文革’结束后，我一天也不想在中国待了，于是最早一批办理了移民手续，到了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我们既参加了当地俄侨的教会组织，也参加了当地的华人社团。”

这三个人的谈话给笔者以很大的启示，但他们的启示又有所不同。其中前两个人的启示是：中国俄罗斯族在她的两个母族群——俄罗斯人和汉族之间，其认同是漂移不定的；后者的启示是：中国俄罗斯族对于她的两个母族群——俄罗斯人和汉族有着对等的认同，既认同于俄罗斯人，也认同于汉族。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俄罗斯和中国之外的第三国才有可能发生。

对中国俄罗斯族民族（族群）认同的进一步探讨会发现这个问题常常牵扯到国家认同，而在中国俄罗斯族的日常话语中，常常将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俄语单词“нация”具有民族和国家双重含义。

2006年10月中秋节，笔者在额尔古纳市阳村做田野调查，受一位俄罗斯族人之邀，笔者到他家做客。其间，他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这个人出生在大兴村，那是一个俄罗斯族聚居的村庄，俄侨和汉族都很少。在这样一个村庄出生并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进而又步入青年，他的身上既有俄罗斯文化的特征，又有汉文化的特点。1957年他随家人移民阳村。阳村历史上是一个俄侨聚居的村庄，出生并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人较少汉文化的特点。他刚来阳村时，即因为其身上的汉文化特征而遭到阳村土著俄罗斯族的讥讽，说他是中国人。言外之意，他们不是中国人。

在东北地区，当人们使用“俄国人”这个称呼时，至少有三种所指：其一指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其二指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人，而不论其是否具有纯粹的俄罗斯血统；其三还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少数民族。哈尔滨原有一位老俄侨，他称自己是“正牌的俄罗斯人”。当时哈尔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位俄侨了。后来笔者在与他的进一步接触中发现，他所说的“正牌的俄罗斯人”不仅包括像他这样的纯血统的俄罗斯人，还包括两位中俄混血妇女，原因是这两个人虽然各自具有一半的汉族血统，却拥有俄罗斯国籍。

四、中国俄罗斯族民族（族群）认同的变迁

2006年8月笔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阳村调查时，除采用参与观察法外，也采用了问卷法。问卷涉及有关当地俄罗斯族的民族（族群）认同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的法定民族成分是汉族或其他民族，你是否打算改为俄罗斯族？”几乎所有被问到的人都回答：“是”。根据笔者多年的调查，这种要求变更民族成分的主观诉求，在各地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中都存在，包括除额尔古纳市以外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黑龙江沿岸地区以及哈尔滨。

作为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族群，中国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之所以有上述变更民族成分的诉求，是与他们自1956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其民族（族群）认同发生的变迁息息相关的。

“混血人”作为一个族称，她的产生与存在，是与她的两个母族群，即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和纯血统的汉族相关联的。如果没有这两个母族群的存在，“混血人”作为一个族称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在世界范围内，以“混血人”为族称的族群很多，比如在菲律宾，华人与菲律宾人通婚的后代也称“混血人”。于是为了与其他以“混血人”为族称的族群相区分，笔者在这个词的前面加上了“中俄”两个字。

1953年以前，在中国，俄罗斯族聚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伴随着她的两个母族群——俄罗斯人和汉族的存在。比如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1953年以前该市共有50余个村庄，其中俄侨聚居的村庄有40余个，俄罗斯族和汉族聚居的村庄有10个左右。当然在俄罗斯族和汉族聚居的村庄也有部分俄侨居住，主要是那些嫁给汉族男子和作为第一代中俄混血人（俄罗斯族）母亲的俄侨妇女。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俄侨大规模撤离中国，上述族群结构被打破，结构中的一方离开，三足鼎立变成二元对立。在额尔古纳市，从1954年到1964年，除1户俄侨5人外（不包括那些嫁给汉族男子的俄侨妇女），当地共1824户9794名俄侨全部离开了中国。而在迁走俄侨的同时，国家有计划地从山东和内蒙古赤峰市等地迁来汉、回移民。其中1955年迁来782户，3422人，这其中包括从山东迁来的回族419户，1909人。到1966年，汉族已由1947年的2902人上升至20089人，几乎增加了7倍。由于没有对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进行单独统计，因此在这20089名汉族人中其实包含有一定数量的俄罗斯族（中俄混血人）。但不管怎么说，至此额尔古纳市族群构成的整体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的俄侨、俄罗斯族和汉族三足鼎立变成了俄罗斯族和汉族的二元对立。尽管1956年以后回族也成了当地的一个重要族群，但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缘故，回族很少参与当地族群的互动。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恶化，特别是在“文革”中，中国俄罗斯族身上的俄罗斯民族特征却为他们带来了太多的苦难。此时他们不但不敢强调自己身上的俄罗斯民族特点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回避，甚至隐藏和掩盖这些特点。但是作为二元族群结构中的另一方——汉族却一再强调他们身上的俄罗斯民族特点，并且将这些特点作为打击他们的理由，很多中国俄罗斯族就是因为自身的俄罗斯民族特点，包括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而被打成苏修特务和“里通外国分子”的。“文革”中，在中国俄罗斯族身上发生过文化强迫变迁现象，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特征，包括语言、饮食、服饰、娱乐方式和宗教信仰都曾被强迫改变。他们身上的俄罗斯民族体质特征虽然无法改变，但文化强迫变迁的一个结果是使他们的审美发生了变化，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直到现在还认为那些俄罗斯民族独有的体质特征不美。

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随着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俄罗斯族身上的民族意识在复苏，在觉醒，他们身上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特点重新被强调。由此，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止，一部分中俄混血人将民族成分从“汉族”改为了“俄罗斯族”。

1990年以后，仍不断有中俄混血人提出更改民族成分的申请。在中国更改民族成分往往出于某些实际利益的考虑，如子女升学、计划生育等等。因为中国对少数民族在这些方面有照顾，如少数民族上大学可以多加分，少数民族可以生二胎等等。不能否认，阳村那些想更改民族成分的中俄混血人也有这样实际的考虑，但民族意识的复苏与觉醒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上述那些想更改民族成分的中俄混血人中包括一定数量的法定民族成分为蒙古族的儿童和少年，甚至他们的蒙古族母亲现在也希望将其子女的民族成分由蒙古族改为俄罗斯族。阳村有一个在恩和村读书的中俄混血少年，其母亲是第二代中俄混血人，有3／4的俄罗斯血统，是阳村这个年龄的人中俄语讲得最好的。受母亲影响，这位少年也会讲一些俄语。他的父亲是汉族，坚持将其民族成分申报为汉族。但这位少年一直想把民族成分改为俄罗斯族。他的母亲对笔者说：“他(指儿子)就是喜欢俄罗斯。”

与民族（族群）认同相关联，中国俄罗斯族的国家认同也发生了改变。在笔者对额尔古纳市中国俄罗斯族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国家认同，有这样两个问题：

1.你的祖国是哪个国家？

A中国；B俄罗斯；C没有祖国；D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我的祖国

在被提问的20多个人中，所有的人都选择了答案“A中国”。

2.中国队和俄罗斯队踢足球，你希望哪个队赢？

A中国队；B俄罗斯队；C无所谓；D两队都不赢

又所有的人都选择了答案“A中国队”。

从这20多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从部分认同俄罗斯到认同中国的巨大转变。

综上所述，从族源上看，中国的俄罗斯族并非境外的俄罗斯人移民中国，进而加入中国国籍的结果，她从一开始就是俄、汉两个民族通婚的产物。这使中国俄罗斯族在民族（族群）认同上，一方面认同于本族群，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对她的两个母族群——俄罗斯人和汉族都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并且在这两个母族群之间，其认同又常常是漂移不定的，在族群认同上具有依附性和边缘性。中国俄罗斯族在民族（族群）认同上的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具有普遍性，一定程度上适合于所有因族际通婚而产生的边缘族群。

【注】文章原载于《延边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责编：曲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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